国学的兴起，本来就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要求，故而国学学科的建立，就具有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点，表达出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

依他之见，圣人的学问，就是一种以知天为究竟观照视野而下贯人与物、真正揭示了宇宙人生奥秘及其价值应然的天道性命贯通的天人之学。横渠四句，真切表达了接通、彰显天地之道，成就万民，平治天下，开创万世太平盛业，不仅是圣人、王者之事，而且直接也是、就是我之事。

于是，天地之帅、天地之志、天地之德、天地之性四者基本可以互换。梦幻人世，明不能究所从也。此心此德本然如是，亦非因人才确立，而是在天地造化的过程中得以显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闭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人的灵性与德性，使其成为最具生命自觉、价值意识和体认衡判能力从而最能与天地之德之性之心相契应并将其揭显的存在，天地之为天地、大千世界之为大千世界、人之为人及其所以然、所将然的奥秘与其价值应然，只有人才会明了、揭示并推出相应适切参赞举措。

为往圣继绝学正是在此历史文化语境下提出的，张载期许透过自己的努力，重光圣学，从而为拨迷去蔽导正尽上一份应尽的绵薄。而阳尽之时，恰是阳生来复随即发生之际，间不容发。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

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

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

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

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

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当然由此也不言而喻，又肯定有些语录会被我排除掉，既然它有违于孔子的总体思想。一方面，他把《论语》第一章译成了通俗简易的现代白话：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是很快乐吗？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吗？另一方面，却又在有关这段话的札记中，进行了很有哲学意蕴的发挥： 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无可讳言，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后来也对学而时习之一语，得出了不大一样的见解。

正因为这样，当我头一次打开《论语》的时候，劈头便看到了一句简单的人生格言，遂觉得它实在没什么哲学味道。在我看来，所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这种跟从上的困难。

在这中间，首先涉及这样一些子曰，虽说以往单纯从字面上解释，看上去也没有多少问题，比如孔子所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乃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一旦从李老师的标准来要求，就仍嫌理解得仅仅流于表层了。据说这样的规定，是源于他的一番独特考虑：越是研究古老传统的问题，就越需要新颖前卫的方法。

话说回来，既然这种不断的解释活动，又属于循环往复的智力活动，将来也不排除又能反转过来，再基于这片森林的总体状貌，去判定某个树木的具体年轮。既然如此，我在前几年也曾提出过，为了不让孔子本人的言论，被发表的压力彻底消解，我们或不妨模仿《庄子》一书的体例，在内篇外篇杂篇的框架下，也编出一部题为《孔子》的书来。

附记：我的《孔子十章》一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本写明了是要献给李泽厚教授的。可想而知，唯有与此相应的那些章节，才会构成这本新书的主要侧重，否则我也不会特别就此发笔了。事实上，这种对于严守字面的坚持，也是源于另一种方法的悔悟，因为在自己晚近获得的省觉中，已是越来越清晰地痛感到，正由于孔子只是相对零散地留下了这些个片言只语，而后儒则是相对集中地撰写出了一卷卷长篇大论，才在后世造成了理解的障碍，使人们往往要在后儒的过滤下，来有所隔膜地领会孔子本身，于是也便很难再原汁原味地领教到先秦理性主义的精神了。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

要是连这些有幸簇拥过他的那些高足，由于也只是这么一句一句地听着，都会发出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赞叹，只因为各自性分的不同，而有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学的区别，也就难怪那些并未能亲炙教诲的再传弟子，即使是像孟子和荀子这般杰出的后学，更会沿着他们各自的理解歧义，而分化成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了。我在不同的地方都曾回忆过，就在那个初次见面的客套场合，应属这辈子相当罕见的一次，只因为提及了孔子的一句话，便遭到了李老师的当头断喝。

列入了提纲的这些章节，有些是我在社科院攻读博士时，就已经想到并写入了学位论文中的，有些则是我调到北大教书以后，特地为此撰写过专题论文的，还有些是我在清华研究国学时，已在相关著作中顺便发挥过的，而更多的，却是我又在这一轮阅读中集中想到的。这种令人折服的情况，或是因为到了弟子们编集时，孔子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他们也正好就依据这种成熟的思想，再对老师的言论进行了筛选与精编。

于是又不在话下，这也将构成最为吃重的章节，因为我必须为此多费一些笔墨，先从字面的意思着手辨析，然后再去窥测其中的精义。说白了，那也不过是基于现有的通行理解，再通过文字游戏般的训诂手段，来加强一下这类的固有理解，不可能加添任何新颖的思想内容。

当然，由此又可释然地想到，即使经典化本就有固定化的意思，经典本身也仍不会僵化，因为它总要活跃在人们的意识中，而这种意识只有在迁移中，才能显现出自身蓬勃的生命力。如果不是这样，考虑到孔子也早已明白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那就总会呈现出试错和追求的过程，那才会是一部思想传记的魅力所在。惜乎如今已是人神两隔，再也无缘让他看到此书了。正由于他在立体化的人生中，只以其短暂的存在和有限的经历，就典范性地思考了人生问题，从而留下一种人生解决方案，让后人能循此而安身立命，他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都属于最无愧人生的那一位。

这本《论语》， 我之所以能读过那么多遍，不过是因为《论语》也可读得很快，只要你一旦碰到了某些难解之处，就马上大致浏览一下什么集注，从中选出一个姑且可从的解释。不言而喻，自己从这次重读中获得的发现，也不可能全都写到这里来，而只能从中选出荦荦大者，特别是选出能撑起整体结构，从而独当一面地专辟出一章的。

没曾想到，李老师却大喝一声打断了我：不对，那里边有深刻的哲学。现在先发表此文，作为对于业师的深切怀想。

此外，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子曰，比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又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再如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乃至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确实就如在前文中讲过的，恐怕一开始就连字面都未曾读通，而大体上，只是先由前人去望文生义，又由后人来以讹传讹。不过这样去做，竟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好处，那就是在把眼看酸看膨了之后，经由意识的磕绊与羁留，突然又不无惊喜地发现了：还真有一些以往并未读懂，而只是马虎跟从过的句子，于今看来好像还是真能读懂的;而且，即使这样的句子为数并不很多，可一旦觉得自家确实读懂了以后，也就显出了它们长期被埋没的精义，而豁然生出别有洞天的感觉。